我的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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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禄神父(19172011

我的叔公陈之禄,英文名Paul Chan,故又名陈保禄,天主教神父,19171011日生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江镜乡文房村,20111227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居家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五岁。

我叔公陈之禄曾在香港华南总修院主修哲学和意大利罗马宗座大学主修神学。1940年在罗马由教皇任命为神父,先后获罗马宗座传信大学(Propaganda Fide University)神学博士(S.T.D.)和宗座拉特大学(Pontifical Lateran University)教会法博士(J.C.D.)。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经辗转去了美国,先是服务于旧金山华人天主教社团。由于中国大陆共产后,他无法回到他原来的福州泛船浦教区,便滞留在美国从事华裔学生服务工作。他被梵蒂冈任命为中国天主教中央局留学生服务处驻美代表,主要任务是为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的华裔学生和学者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1950年他成为流亡在美的南京总主教于斌红衣主教的秘书,他们一起在纽约创办了中美联谊会,中国天主教信息中心和华裔天主教学生校友会,于斌主教在台湾复办辅仁大学时,他也尽了不少力。作为一个神学家,教会法律师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他时常活跃在北美各地,四处游学讲座。他精通中文,英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以及福州和广东方言。他为人随和,性格活泼,洞察力敏锐,社交能力甚强,在于斌主教去世后接管中美联谊会主席和中国天主教信息中心主任。

万里奔丧

201215日我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6日一早便匆匆忙忙从福州取道北京飞往纽约参加叔公的葬礼。多亏中美之间有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也多谢多年的老友周美玲女士,我一下飞机,她便直接载我到位于纽约法拉盛的中央殡仪馆,让我及时赶上了16日傍晚6时举行的最后一场追思会,我是参加叔公追思会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且是从他离开七十多年的老家直奔而来的。特别要提的是Anne Mary黄小姐,她多年陪伴和照顾叔公的生活起居,处处为叔公操心,她和她的家人自始至终参加叔公葬礼的所有仪式。叔公的追思会和葬礼完全是西式的,整个仪式处处显示着对逝者尊严的十二分敬意。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死亡固然悲伤,但也意味着永生并与全能的天主同在。

叔公的葬礼弥撒于17日早上9时在法拉盛的St. John Vianney天主教堂举行,弥撒由天主教布鲁克林教区Nicholas DiMarzio主教主持,参加葬礼有教堂的本堂神父和神职人员,以及好几位在纽约的华人神父,如原籍福州的江绥神父及接管中美联谊会工作的何神父和李修士,黄小姐和她的兄弟姊妹,叔公大姐的孙子何易,以及诸多叔公的生前好友、热心的教友和中美联谊会的学生。弥撒礼成之后,我们护送叔公的灵柩到位于纽约上州『天堂之门』公墓下葬。到了中午时分,叔公的葬礼一结束,我也顾不上参加最后的午宴,便由周女士直接载我到肯尼迪机场乘上了回北京的班机,然后经转厦门直接飞回新加坡。我之所以行程安排得如此匆忙,是因为在1231日购买机票时,父亲尚在人世,病情虽时有反复,但谁都不会料到他会走得那么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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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的葬礼弥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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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安息的公墓(2012

自从纽约回到新加坡后,我一直想写些有关叔公和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苦于公务繁忙,迟迟没有动笔。叔公和父亲与中国许多同辈人一样,注定一生坎坷。他们俩既没有血缘关系,又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一生无缘谋面,也许是因为我的关系,好像冥冥之中在相互牵连着,在不到一周时间内相继辞世。他们好像商量好似的,让我有足够时间奔波在中美之间给他们送上了最后的一程。

家的根源

今年6月初,我和枫专程从新加坡背着叔公的遗像和他老人家用过一辈子的十字架重回故里——咱们的文房村。文房村座落在台湾海峡西面福清半岛的江镜乡边缘,与江阴岛相隔只有十几里路。相传从前,村里住着是王姓人家,故在福清方言中,文房仍然读成“王房”。明天顺年间,王姓无子,单传一女,招了邻近的树下村一陈姓男子入赘,现在文房全村姓陈。其实,文房村里不乏有外姓迁入,其中还有从南洋北漂来的印尼土著。但不管何方神圣,只要在文房村落脚住下,一概改姓为陈。相传不是很久以前,大海涨潮时,海水可以一直涌到村旁,当时村里的很多父老乡亲都是以大海为生,后来几次围海折腾,原来的沧海现在都变成了荒田。也是不很久以前,村的正前方还有五座石头山,一行排开,山上奇石林立,远远望去如同古时的笔架,文房因此得名;现如今山中的花岗岩早已被采挖一空,留下的是五个大坑。大坑除了坑人之外,还坑埋了从江镜乡各村源源不断运来的垃圾和废物,天气炎热时,百害孳生,奇臭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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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村山坡远眺江阴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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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村西望“石头山”和树下村(2005

文房村有个很独特的习俗,每年扫墓祭祖的日子是农历三月十五,而不是清明节。据说清朝时,树下村村民因打官司跟县太爷杠上了,并且痛揍了县太爷一顿,引来大批官兵进村抓人,也殃及同宗的文房村,举村老少落荒而逃。等官司平息后,已经错过清明祭祖之日,先祖便立下新规,从此文房村改成在逃难后回乡之日,即农历三月十五祭祖扫墓。

同宗的树下村全村也都姓陈,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縣南院太傅陈邕公,系寔后裔,远祖夔公,唐光启三年(887年)随父偕兄弟入闽居闽清县,为南阳陈氏始祖,后裔居福州石井巷,后迁江南下渡田墘,元至正元年(1341年),仕泓公由福州下渡南迁福清树下村。明天顺八年(1464年),仕泓公六世孙陈昌公从树下村入赘到文房,生七子。我的叔公是昌公十六世孙,仕泓公二十一世孙。

据福清县志记载,天主教正式传入福清,始于明代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明天启四年福清籍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士归福建,道经杭州时邀请艾儒略入闽传教,当时入教者不多。清雍正元年,清政府下令全国禁止传播天主教,福清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改为书院。清乾隆年间,时文房村陈隶公,因家庭贫穷,偕江阴岛洋边村一严姓同往福建福安县为富贵人家抬轿为生。陈隶公与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一寡妇结婚,生三子,后携妻儿回文房村定居,他们回乡后坚持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便从福安又传入福清,并代代相传至今。在文房信仰天主教的一脉被统称『教里』,『教里』出了不少神父和修女,其中包括我的叔公和我姑婆,前几年文房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堂——圣保禄教堂,圣保禄是文房村的主保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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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村圣保禄教堂(2012

我叔公是我母亲的叔父,他的曾祖依亚公育有承财和承宝两兄弟,叔公的父亲亚猴公是承宝公的二子,育有两男、之善和之禄,和三女、淑惠、淑明和青玉。叔公的二姐淑明自小进了天主教的修道院,后来成了修女,2006年病逝在福清天主教堂,享年九十七岁;他的三姐青玉体弱多病,十几岁时带病出嫁,过门后不久便病重身亡;他的哥哥之善,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颇得乃父遗传,身高马大,侠义心肠,一生爱抱不平,却也得罪了很多人,共产解放后土改时,他的仇人得势,趁机把他扔入大狱,差点被毙了,无罪出狱后不久便染病不起,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大姐淑惠早年生活艰辛、年轻守寡,晚年儿女有成、颐享天年,1990年病故,终年八十四岁;叔公的大姐和大哥各育有两男三女,其孙辈、曾孙和玄孙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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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的二姐淑明及大姐淑惠一家(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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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兄长之善的子女,珠明、亦玉、盟光和本明(2012

叔公年幼丧母,他的父亲独身下南洋时将他们兄弟姐妹托付给他的叔父和婶婆照应,他的叔父染上吸鸦片恶习,他的婶婆持家无方且品行不端,孩提时的他饱受寄人篱下之苦,时常食不果腹,早上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在『教里』圣母厅的圣母像前祈祷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也是他幼小的心灵寻求安慰的唯一途径。据村里的老人们说,他从小资质过人过目不忘,在私塾念书时,四书五经,一遍便可倒背如流。我曾经向他求证过,他说一般他是看着先生的身影出现在祠堂的门口时才开始读书,到先生坐下来上课时,他已经把该背的书全记住了。不过,他也说书是背了下来了,但对其中的意思却是不甚了了。后来在罗马读书时,他好像是开了窍似的,突然间豁然开朗,儿时一知半解的四书五经和他做的博士课题竟然有诸多相通之处,对他短短几年之内在罗马连续拿下两个博士帮助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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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父亲的遗像

等我曾外公从南洋回国时,看到家已不成样子,便伤心地带着二女淑明和幼子之禄搬到福清县城,寄居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曾外公帮着打理教堂里西班牙神父的生活起居。由于叔公生性聪慧好学,深受教堂里的神父喜爱和栽培,先后被送到福州天主教修道院和香港修道院就学,之后直接被送到罗马继续深造。当他学成后,时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被迫滞留在罗马,当他启程回国时,又恰逢中国共产后大力驱逐神职人员,只好几经周转后定居美国,终其一生。自从去罗马求学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1984年,在香港友人马安义先生安排之下,他专程从纽约到香港探望从大陆来港的二姐淑明修女。跟大文豪林语堂先生一样,他也只能站在香港北望故国,在心中默默祝福远在家乡的诸多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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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在香港华南总修院(倒数第2排左起第6位)(1936

在我小的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除了外婆有时会唠叨几句外,家里很少会有人提起叔公的事情。听说当时有人在国内某内参资料看到叔公的消息,说他是台湾特务,他所在的机构是反动组织,也许是跟他的中美联谊会隶属于台北总主教有关吧。在那个年代,有个海外关系就已经是很恐怖了,更不用说再扯上个台湾特务。好在我们乡下,老百姓纯朴,官员也愚昧,大家又是乡里乡亲的,也没有人愿意去深究,我们自然也没受到什么牵连。倒是我本人因这海外关系反而受益多多,当我1983年从厦门大学毕业时,中国的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叔公这个海外关系便成了我的挡箭牌,让我躲过毕业后被分配到边疆或到云贵『三线』军工单位的际遇。

我们跟叔公重新取得联系也纯属偶然。1980年初,我的大舅陈本良被诊断患上鼻咽癌,我的二舅陈本明陪伴着他在福州治疗,由于没钱住院,哥俩只好求助教会帮忙,借住在福州西门天主教堂。教堂里有位叫何敦乾神父,也是福清江镜乡人,他的老家田园下村与文房村相隔不过三、四里,何神父的年纪只是比我叔公小了几岁,很有可能是叔公在福州修道院时的学弟。当时叔公的好友江绥神父刚好从纽约回福州探亲访友,与何神父见面时谈起了叔公陈之禄神父在纽约的一些事。因为教堂住着兄弟俩也是文房村人,何神父便向我舅舅打听叔公在文房亲人的情况。也许是上苍的垂怜,从此,我们便与叔公又联系上了。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加上家境贫寒,我的大舅当年便因癌症复发去世,与我外公一样,逝时也是年仅四十五岁。今年6月初我和枫去福州时,才获知何敦乾神父已于2009年在福州去世,享年九十余岁。

叔公一直担心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会连累家里的亲人,他共事的人当中有好几个是共产党的战犯,如于斌红衣主教、如雷振远神父。我们跟他通信联系都是由时在香港德贞女子中学任职的马安义先生收转的。马先生,湖南人氏,写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的草书龙飞凤舞,如行云流水,刚开始读他用草书书写的书信特别费劲,一封信往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读懂,还是带猜的,后来习惯了,再读他的书信简直就是享受书法艺术。我1986年去美国留学路过香港时,有幸在马先生家书房里见到他当时正在为一出版社用楷书撰写的国民党大老陈其美传,看得我是目瞪口呆,惊艳不已。可惜马先生在八十年代末从德贞女子中学退休后不久就不幸在香港去世。

叔公与我

在叔公的大力帮助下,我于1985年获得位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贡萨格(Gonzaga)大学的校长奖学金,贡萨格大学是耶稣会神父办的,学校免去我所有的学杂费,中美联谊会同时授予我于斌红衣主教奖学金,负担我其它生活费用。由于签证的问题,我到19863月才成行赴美,因为没有托福成绩,我只好从英文读起。说实话,在贡萨格大学读了一个多月的语言班是我这辈子读书生涯中最有意思的经历,我的同学有阿拉伯的王子和平民,西藏的流亡藏民,越南的修士,日本的空姐,越美和韩美的混血儿,黑的、白的、奶油咖啡色的都有。

1986年夏天学校放假后,我便去了纽约跟叔公一起住在位于曼哈顿的中美联谊会会所里。中美联谊会会所与百老汇大道只隔两条街,座落在著名的哈德逊河旁,一栋五层高的欧式古典大楼,是纽约的地标,属于被保护的建筑。让我吃惊的是我到纽约的第二天中午,叔公便让我代他去参加一个叫『上海午餐俱乐部』的午餐聚会,去了以后才知道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在中国共产时从上海租界被赶出来的美国商人、富翁和社会名流,因为他们的利益受损惨重,所以个个言行都极为反共,所谓的俱乐部的午餐会其实就是他们发泄不满的地方。另一让我吃惊的事是叔公在我到纽约的第一个周末就让他的助手带我到大西洋赌城去赌博。依他的说法是从中国出来的孩子都太单纯了,应该去见见世面,好的坏的都应该慢慢接触一些,免得到时不可自拔。现在想来,叔公的洞察力实在了得,我也没有辜负叔公的栽培,我现在是逢赌场必赌,誓要赌遍全世界。

跟叔公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1986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呆了近四个月。当时,中美联谊会会所里除了中美联谊会和中国天主教信息中心之外,还有在美国天主教界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Homiletic & Pastoral Review』的编辑部,该杂志总编Kenneth Baker神父的生活起居也在会所里。会所里常住的还有黄小姐和她的父母,以及Bob Fong(我们平时都叫他“八宝饭”),他曾是美国大兵。我和后期到达的枫算是他们的临时住客,枫跟我一样,1979年上的大学,1983年毕业,19866月到纽约,打算在纽约市立大学深造。开始时,叔公对我是既亲切,又陌生,毕竟我与叔公以往从未谋面过。有空的时侯,特别是我们每天傍晚散步时,叔公总是要跟我谈谈与文房有关的事情,向我打听家乡和家里亲人的情况,他很喜欢提起他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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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与我和枫合影于哈德逊河旁(1986

住在中美联谊会会所里的每个人都要分担做些家务活,我的任务是洗碗和倒垃圾,就是后来偶尔回到『中美』看叔公,洗碗和倒垃圾的活儿还是我的专利。为了让我挣点零花钱,叔公还让我把『中美』会所内从一层到五层所有的木质结构重新油漆一遍。油漆是个技术活,特别是要去掉旧的漆,道道还真不少,比上漆要难多了,叔公有时候不得不亲自出马,手把手教我,他好像很在行,他还经常带我一起到百老汇大道上的杂货店买些去漆和油漆的工具。『中美』 会所的内部结构颇为庞大,特别是从一层到五层的楼梯,四楼的舞厅和一楼的餐厅,木质结构非常结实且古色古香。我整个暑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油漆上,以至后来再回『中美』时,对会所内的木头都倍感亲切。顺便提一下,会所内二楼的会客厅有一套非常古老的木质家具,据叔公说,那是从清朝皇宫几经辗转流落到了『中美』的;三楼的小教堂有一幅张善子先生的中式耶稣圣母画,张善子是张大千的兄长和绘画入门老师之一;三楼走廊有幅孔祥熙题跋的孔子巨幅画像。

如果没有叔公的精神和物质上的资助,我很难想像我能顺利完成在贡萨格大学的硕士学业。就是我后来到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博士时,叔公和他的中美联谊会还继续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1990年冬,叔公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州普尔曼市来看望我们和我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由于普尔曼的冬天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室外温度常常是零下三、四十度,所以叔公在华盛顿州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室内,这也让我们与叔公有更多的时间沟通和拉家常。叔公很想念他的故乡,福清和文房是我们永恒不变的话题;他很喜欢我们的儿子陈李闽,叔公说这小子很奇怪,一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但能看懂带画的书,经常是看了儿童玩具广告后,在商店里见了就想要,不给买就拼命地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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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与我和李闽合影于爱达荷州刘易斯顿(1990

叔公希望我和枫能继承我们家族的传统,继续信奉天主教,但他也知道象我们这样从小受共产教育的(他常戏称我是小共产党),一时半刻很难改变我们的信仰。虽然他经常会给我们灌输些天主教道理,但从不勉强非要我们接受。真正引导我们信天主教和受洗的是我们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邻居蔡玛尔大修女,她原籍北京,曾长期居住在关岛,两年前在威士康辛州去世,享年九十有余。叔公1990年去华盛顿州看望我们时,曾跟她有一面之缘。为了铭记他们对我们的教诲和关爱,我们在为我们儿子和大女儿取英文名时,特地分别冠入他们的名字,即保禄和玛尔大。

还记得有天我们一起驾车去斯波坎市看蔡修女,回程时大雪铺天盖地,路上时有暗冰、险象环生,他提议我们一起念经祈祷,祈求天主保佑,我告诉他我的天主教道理和经文是跟我祖母学,我只会用福清话念天主教的经文,他便也用福清话跟我一同念了天主经和圣母经。他说他有几十年没有用福清方言念经了,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福清话中带有很重的福州腔。后来在叔公的追悼弥撒上,江绥神父谈了很多叔公的生平和与叔公共事的一些经历,他特别提到叔公特有的带有福清腔的福州话。

1992年夏,我受聘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助理教授,我们举家搬到纽约长岛后,我和枫与叔公的接触机会就多多了,我们经常会借着到唐人街购物时,顺道到『中美』去看叔公和『中美』的老朋友。通过叔公和黄小姐的介绍,我们也有幸结识了居住在长岛的Tim和他的太太朱美美,并和他们一家成了邻居。Tim是黄小姐的弟弟,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从印度喜马拉雅山麓来美留学,后来定居在美国,也是中美联谊会的学生;美美祖籍台湾,原是于斌主教的护士。Tim和美美原来也住在『中美』,成了从『中美』出来的第一对。也许是缘分吧,我和枫算是从『中美』出来的第二对。1993年初,叔公特意从曼哈顿驱车到了长岛亲自为我们的大女儿陈李融和Tim、美美的小女儿黄美圆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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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在长岛圣Frances Cabrini教堂为李融和美圆洗礼(1993

自从我1993年夏辞去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全家移到新加坡之后,我们与叔公相处的机会就屈指可数,我们多次邀他老人家来新加坡跟我们小住一段时间,终因年迈行动不便,没有成行;他说他当年从香港去罗马时,曾经路过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刚刚开阜不久。

记得我来新后第一次回去看叔公是1996年,当时我是先到旧金山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然后特别拐到纽约;1998年夏我去费城参加美国控制会议时又顺道去了纽约。我和枫以及三个孩子全家一起与叔公唯一的一次团聚是1999年冬,当时孩子们都还小,最小的陈李文才只有五岁;我们一家大小都住在『中美』会所里并与叔公一起过圣诞节,其乐融融,叔公对我们的到访非常欢迎,我们都很开心;唯一遗憾的是那年圣诞节期间,纽约没有下丁点儿雪,三个小孩都挺失望的。后来孩子们慢慢长大上学了,我们一家一起去看叔公的机会就变得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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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与叔公在『中美』共度圣诞(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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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会所里的圣诞晚餐(1999

我原本打算2001年年底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开会时,在纽约停留几天,可是碰上了“911”,后来不得不取消行程。2003年夏天,尽管“沙斯”肆虐,我还是乘着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开会时,与几个朋友一路驱车先是到多伦多,然后途经尼亚加拉大瀑布,最后到了纽约并住上几天。每次去看叔公时,他总是要带我去位于百老汇大道的一家中餐馆,他很喜欢这家餐馆,价钱公道,还能喝上一杯免费的白葡萄酒。他上馆子时都要穿上他的神父衣服,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他也要至少带上一个罗马领。他还说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也喜欢去百老汇大道的中餐馆,偶尔还会在餐馆里碰上阿里。枫在1986年就曾经在中餐馆遇见过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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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与我摄于中美联谊会(2003

2007年夏天去纽约参加会议时,叔公已经退休并搬出中美联谊会,居住在法拉盛的中国城附近。叔公当时已经有九十岁高龄,行动有所不变,但思维还是相当敏捷。也许觉得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了,当我与他道别时,他突然告诉黄小姐说这也许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会面,当时我的心情莫名非常。2008年岁末,我和枫带着两个女儿再度去纽约看望叔公,遗憾的是我们的儿子当时正在新加坡特种部队接受国民服役,无法与我们同行,叔公很想念他。2008年的圣诞没有让两个女儿失望,平安夜晚我们与叔公和黄小姐在法拉盛的St. John Vianney教堂一起参加了平安夜弥撒,教堂外大雪纷飞,教堂里喜气洋洋,这是我们与叔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次平安夜。

我和枫本来还计划今年去加拿大蒙特利尔时再次顺道去纽约看叔公,这个奢望再也无法兑现了。造物弄人,这篇文章却始于我这趟蒙特利尔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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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公与我和枫合影于法拉盛中餐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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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弥撒后叔公与教友道别(2008

叔公的身体状况大概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出了问题,先是频频尿血,医生诊断说是与他的前列腺老毛病有关。后来是胃和消化系统的毛病来了,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多亏黄小姐的精心照料,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遗憾的是他出院后不到两天,不小心从他的办公椅摔下,折断了腿骨。当他再次入院动了手术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我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动身去南美洲开会之前,叔公当时的神智已经不太清楚,但他还是可以意识到是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话,他与往常一样,询问福清家乡的亲人好不好呀。我会特别记住叔公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他的一生中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的重要个人信念,我也相信他所说的。

叔公对他一辈子信仰的天主教和耶稣基督深信不疑,始终如一。他一生帮过的人数不胜数,光是中美联谊会的学生就有数千人之众,其中不乏有社会名流和事业有成者。叔公对我恩重如山,如果没有他老人家当时的支持和提携,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事业。叔公,枫和我会永远铭记您的教诲,我们会沿着您的脚印,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去多帮些贫苦的孩子求学成才。我们期待旅美作家王庆馀先生早日完成您的传记,让我们和我们后代对您不平凡的一生有个更完整的了解。

叔公,您在天之灵安息吧!我们会常常为您祈祷。愿全能的天主与您同在。

陈本美

2012628日初稿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629日续稿于从多伦多飞往北京的途中

79日完稿于从北京飞往新加坡的途中

2012712日于新加坡由何枫修改后定稿